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廄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牧制置。先是，群牧司請于河北、河東、陝西都總管治所各置一監，以便給軍，乃遣官下諸路詳度。既又以知太原唐介之請，發沙苑馬五百，置監於交城。又分置河南、河北兩使。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為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賦入為務。
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
初，內外班直、諸軍馬以四月下槽出牧，迄八月上槽，風雨勞逸之不齊，故多病斃。圉人歲被榜罰，吏緣牧事害民，棚井科率無寧歲。四年十月，乃命同修起居注曾孝寬較度其利害。孝寬請罷諸班直、諸軍馬出牧，以田募民出租。詔自來年如所請，仍令三司備當牧五月芻粟。
五年，廢太原監。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監為一。八年，遂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沙苑一監，而兩監司牧亦罷矣。沙苑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複屬之群牧司。
始議廢監時，群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孳息，非便。」詔元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為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余馬皆斥賣，收其地租，給市易茶本錢，分寄籍常平、出子錢，以為市馬之直。監兵五千，以為廣固指揮，修治京城焉。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易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
諸監既廢，淤田司請廣行淤溉，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獲之賞，自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廢監租錢遂至百一十六萬，自群牧使而下，賜賚有差。乃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秘書丞王得臣與逐路轉運司、開封府界提點司按租地，約三年中價以定歲額。若催督違滯，以擅支封樁法論。
元祐初，議興廢監，以復舊制。於是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並、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岩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複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端，若複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複。
初，熙寧中，並天駟四監為二，而左、右天廄坊亦罷。至是，複左、右天廄坊。時又有旨，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不由駕部而達尚書省。兵部尚書王存、右司諫王覿言：「先帝講求歷代之法，正省、台、寺、監之職，上下相繼，各有統制。其間或濡滯不通，宜量加裁正，不可因而隳紊。」言不果行。又詔舊屬群牧司者專隸太僕寺，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及駕部。至崇寧中，始詔如元豐舊制。
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複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複畿內孳生十監。詔以莊宅副使麥文昞、內殿崇班王景儉充提舉。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
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脾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甯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余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為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蓋自複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久當益弊。且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疋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為條畫，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行之。
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于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為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時同知樞密院者，曾布也。
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曾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複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于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複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
崇甯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馬之數，凡一千八百疋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匹以下，至河東路僅九匹，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及行也。
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余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于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閒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蘭湟路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匹，於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明年，詔熙河路應縣、鎮、城、砦、關、堡官並兼管幹給地牧事。四年，複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複東平監。
政和二年，詔諸路複行給地牧馬，複罷東平監。五年，提舉河東給地牧馬尚中行以奏報稽違，且欲擅更法，詔授遠小監當官。於是人皆趣令，牧守、提舉以率先就緒遷官第賞者甚眾。七年，有司言給地增牧，法成令具，諸路告功。乃下諸路春秋集教，以備選用。令下，奉行之者益力。
蔡京既罷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複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罷，三年而複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如官司輒複請占者，以違制論。
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
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複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于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
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強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于諸路矣。
時河東騎軍馬萬一千餘匹，番戍率十年一周。議欲省費，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之以合額。俟正軍馬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下中書、樞密院。樞密院以為：「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才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況減軍馬五千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馬，不以五千為限，於理為可。」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七千。募民牧養，可省雜費八萬餘緡。計前二年官馬死，倍于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便。」帝卒從樞密院議。九年，京畿保甲養馬者罷給錢布，止免輸草而增馬數。
元豐六年，取河東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騎戰，且以本路鹽息錢給之。每二十五千令市一馬，仍以五年為限。
七年，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錢十千，限京東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甲馬官，京西以呂公雅，京東以霍翔領之。罷鄉村物力養馬之令，養戶馬者免保甲馬，皆翔所陳也。
翔及公雅既領提舉事，多所建白。請借常平錢，每路五萬緡，付州縣出息，以賞馬之充肥及孳息者。願以私馬印為保馬者聽。養馬至三匹，蠲役外，每疋許次丁一人贖杖罪之非侵損於人者。詔悉從之。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限十五年者促為二年半。京西不產馬，民貧乏益不堪，上慮有司責數過多，百姓未喻上意，詔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市八匹，限以八年，山縣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匹，請令諸縣弓手各養一匹，以贖失捕之罪。
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為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
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以備官買。熙甯二年，河北察訪使曾孝寬以為言，始參考行之。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複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為憂。
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疋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于提舉司。於是諸道各上其數，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北路七百一十六。
時初立法，上慮商賈乘時高直以病民，命以群牧司驍騎以上千疋出市，以平其直。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為生，誠為便利。」已而得駒庳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複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准此。
時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七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
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于戶馬之意雲。
至於收市，則仍嘉祐之制，置買馬司于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焉。八年，遂置熙河路買馬場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繼又置熙河岷州、通遠軍、永寧砦等場，而德順軍置馬場亦複。先是，麟府路上所市馬三百，以其直增於熙河而又多羸憊，乃罷本路博易，令軍馬司自市。時又以邊臣之議，市岢嵐、火山軍土產馬以增戰騎。既又以邊人盜馬越疆以趣利，尋皆罷之。自是，國馬專仰市於熙河、秦鳳矣。
熙寧七年，熙河用兵，馬道梗絕。乃詔知成都府蔡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明年，延慶言：「威、雅、嘉、瀘、文、龍州，地接烏蠻、西羌，皆產善馬。請委知州、砦主，以錦采、茶、絹招市。」未及施行，會威、茂州夷人盜邊，及西邊馬已至，八月，遂詔罷提舉戎、黎買馬。
元豐中，軍興乏馬。六年，複命知成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遂制嘉州中鎮砦、雅州靈關等買馬場，而馬皆不至。元祐初，乃罷之。
元祐中，嘗詔以蜀馬給陝西軍，以陝西馬赴京師。崇甯五年，增黎州市馬至四千疋。然凡雲蜀馬者，惟沈黎所市為多，其他如戎、瀘等州，歲與蠻人為市，第存優恤，數馬以給其直。大觀初，又詔播州夷界巡檢楊榮，許歲市馬五十疋於南平軍，其給賜視戎州之數。
熙寧中，罷券馬而專於招市，歲省三司錢二十萬緡。自馬不下槽出牧，三司得複給芻秣之費更相補除，而三司歲償群牧者，為緡錢十萬，以增市馬。券馬之罷已久，紹聖初，提舉買馬陸師閔奏複行之，令蕃漢商人願以馬結券進賣者，先從諸場驗印，各具其直給券，送太僕寺償之。其說以為券馬既盛行，則綱馬可罷。行之三年，樞密院言券馬死不及厘，而綱馬之死十倍。乃賜師閔金帛，加集賢修撰，以賞其功。時議既不以券馬為是，主管買馬閻令亦言其枉費。然曾布力行之。崇寧中，乃詔買馬一遵元豐法。
市馬之官，自嘉祐中，始以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以制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熙寧中，始置提舉熙河路買馬，命知熙州王韶為之，而以提點刑獄為同提舉。
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買馬，固為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十年，又置群牧行司，以往來督市馬者。
元豐三年，複罷為提舉買馬監牧司。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並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便。」奏可。仍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眾。六年，買馬司複罷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複故。
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職任始一。
市馬之數，以時增損。初，原、渭、德順凡三歲共市馬萬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誨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券馬歲至者萬五千匹。今券馬法壞，請令增市，而優使臣之賞。」熙寧三年，乃詔涇、原、渭、德順歲買萬匹，三年而會之，以十分為率，及六分七厘者進一官，餘分又析為三等，每增一等者更減磨勘年。自是，市馬之賞始優矣。時誨上《馬政條約》，詔頒行之。其後，熙河市馬歲增至萬五千。紹聖中，又增至二萬匹，歲費五十萬緡。後遂以為定額，特詔增市者不在此數。
崇寧四年，提舉程之邵、孫鼇抃以額外市戰馬及二萬匹，各遷一官。鼇抃仍賜三品服。大觀元年，龐寅孫等又以買御前良馬及三萬疋，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漸等更以遵用元豐成法，省費不貲，各加職遷官。時如此類頗眾。賞典優濫，官屬利於多市馬，取充數而已。
支配。舊制，自禦馬而下，次給賜臣僚，次諸軍，而驛馬為下。
熙甯初，樞密院言：「祖宗時，臣僚任邊職者，或賜帶甲馬，示不忘疆埸之事。承平日久，僥倖滋長。請應使臣閤門祗候以上，充三路路分州軍總管、鈐轄之類，賜馬價如故，餘皆罷給。」奏可。十年，群牧司又言：「去歲給安南行營及兩省、宗室、諸班直及諸軍、諸司馬總三千餘匹，未支者猶二千。請裁宗室以下所給馬，諸司停給。」從之。自罷監至此，始闕馬矣。
熙甯初，詔河北騎軍如陝西、河東社馬例立社，更相助錢以市馬，而遞增官直。尋出奉宸庫珠十余萬以充其費。其後，陝西馬社苦於斂率。元豐中，乃詔本路罷其法，更從買馬司給之。時又諸路置將，馬不能盡給，則給其直，而委諸將自市。其在熙河蘭會路者，即以為買馬之數。
初，內外諸軍給馬，例不及其元額，視其闕之多寡，以分數填配。元豐更立為定制，凡諸軍闕馬應給者，在京、府界、京東西、河東、陝西路無過十之七，河北路十之六。然其後諸軍闕馬者多，紹聖三年，乃詔提舉陸師閔於歲額外市馬三萬匹，給鄜延、環慶路正兵，余支弓箭手，仍權不限分數。
宣和初，真定、中山、高陽等路乏馬，複給度僧牒，令帥臣就市，以補諸軍之闕。
高宗紹興二年，置馬監于饒州，守卒領之，擇官田為牧地，複置提舉。俄廢。四年，置監臨安之余杭及南蕩。
十九年，詔：「馬五百匹為一監，牡一而牝四。監為四群。歲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帝謂輔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昨自牧養，今二三年，已得馬數百。」先是，川路所置馬，歲牧於鎮江。是年春，上以未見蕃息，遂分送江上諸軍。後又置監郢、鄂間，牝牡千，十餘年僅生二十駒，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秦、川、廣三邊焉。
秦馬舊二萬，乾道間，秦、川買馬額歲萬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出易馬絹十萬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慶元初，合川、秦兩司為萬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兩司為萬二千九十四。
然累歲市易，多不及額。蓋南渡前，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郵，良健可備行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其間良者不過三五，中等十數，餘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貳貪賞格，以多為貴。經涉險遠，且綱卒盜其芻粟，道斃者相望。
成都府馬務，歲發江上諸軍馬凡五十八綱，月券錢米二百緡，歲計萬一千六百緡。興元府馬務，歲發三衙馬百二十綱，其費稱是。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靳錢帛，馬至，價不即償致然也。
舊蕃蠻中馬，良駑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卒，欲馬溢額覬賞，乃高直市之。夷人無厭，邀求滋甚。後邛部川蠻恃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而夷人每貿馬，以茶、錦不堪藉口」
慶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馬至秦司亦罕。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七年，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荊、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司、步司各千，川馬良者二百進禦。此十九年所定格也。
廣馬者，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請市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于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七年，胡舜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絁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得馬千五百。須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雲，尤駔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第官價已定，不能致此。
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砦求市馬，知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遺遣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自產小駟，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諸軍。
寶慶四年，兩淮制府貿易北馬五千餘，而他郡亦往往市馬不輟。咸淳末，有紀智立者獻謀，以為兩淮軍將、武官、巨室皆畜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團結隊伍，借助防江，各令飼馬役夫自乘之官，優給月錢一年，以半年為約，江面寧即放歸。又雲，陳岩守招信，團馬至七千，出沒張耀，此其驗也。臣僚言：宜仿祖宗遺意，亟謀和市馬，如出一馬，則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馬，遵陸則崇岡複嶺，盤回鬥絕；舟行則峽江湍急，灘磧險惡。每綱運，公私經費十倍，而人馬俱疲。上則耗國用，下則困州縣。綱兵所經，甚於寇賊。雖臣僚條奏更迭，終莫得其要領。豈馬政各因風士之宜，而非東南之利歟？
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
夫天有五氣以育萬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殺，亦甚盭矣，而始終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罰以糾其民，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蓋裁之以義，推之以仁，則震仇殺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以之善爾。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王道陵遲，禮制隳廢，始專任法以罔其民。於是作為刑書，欲民無犯，而亂獄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成故也。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海同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盛於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憸邪並進，刑政紊矣。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系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為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摭其實，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詔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卷並頒天下，參酌輕重為詳，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准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為《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
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於民，何為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為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既頒行，因下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眾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然至慶曆，又複刪定，增五百條，別為《總例》一卷。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
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內外吏兵奉祿無著令，乃命類次為《祿令》。三司以驛料名數，著為《驛令》。琦又言：「自慶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牴牾。請詔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別為《續附令敕》三卷。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外。熙甯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恒采者賞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複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又曰：「禁于已然之謂敕，禁于未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修書者要當識此。」於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
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宜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刊定。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複熙甯、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後沖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
崇甯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尋下詔追複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毀之。
徽宗每降御筆手詔，變亂舊章。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蔡京當國，欲快己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牴牾，宜令具錄付編修敕令所，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修成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
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複引用。監察禦史劉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為奸，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詔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時在京通用敕內，有已嘗沖改不該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張柄言，亦詔刪削。十年，右僕射秦檜上之。然自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修書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並立。吏部尚書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乃詔削去之。
至乾道時，臣僚言：「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無慮數千，牴牾難以考據。」詔大理寺官詳難，定其可否，類申刑部，以所隸事目分送六部長貳參詳。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其書，號《乾道敕令格式》，八年，頒之。當是時，法令雖具，然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隱例以壞法，賄賂既行，乃為具例。
淳熙初，詔除刑部許用乾道刑名斷例，司勳許用獲盜推賞例，並乾道經置條例事指揮，其餘並不得引例。既而臣僚言：「乾道新書，尚多牴牾。」詔戶部尚書蔡洸詳定之，凡刪改九百餘條，號《淳熙敕令格式》。帝複以其書散漫，用法之際，官不暇偏閱，吏因得以容奸，令敕令所分門編類為一書，名曰《淳熙條法事類》，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四年七月，頒之。淳熙末，議者猶以新書尚多遺闕，有司引用，間有便於人情者。複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之世未成。慶元四年，右丞相京鏜始上其書，為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
理宗寶慶初，敕令所言：「自慶元新書之行，今二十九年，前指揮殆非一事，或舊法該括未盡，文意未明，須用續降參酌者；或舊法元無，而後因事立為成法者；或已有舊法，而續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時權宜，而不可為常法者。條目滋繁，無所遵守，乞考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上其書，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刪潤。其間修改者百四十條，創入者四百條，增入者五十條，刪去者十七條，為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後，遵而行之，無所更定矣。其餘一司、一路、一州、一縣《敕》，前後時有增損，不可勝紀雲。
五季衰亂，禁罔煩密。宋興，削除苛峻，累朝有所更定。法吏浸用儒臣，務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於時者著之。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
先是，藩鎮跋扈，專殺為威，朝廷姑息，率置不問，刑部按覆之職廢矣。建隆三年，令諸州奏大辟案，須刑部詳覆。尋如舊制：大理寺詳斷，而後覆于刑部。凡諸州獄，則錄事參軍與司法掾參斷之。自是，內外折獄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又懼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別置審刑院讞之。吏一坐深，或終身不進，由是皆務持平。
唐建中令：竊盜贓滿三匹者死。武宗時，竊盜贓滿千錢者死。宣宗立，乃罷之。漢乾祐以來，用法益峻，民盜一錢抵極法。周初，深懲其失，複遵建中之制。帝猶以其太重，嘗增為錢三千，陌以八十為限。既而詔曰：「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于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舊法，強盜持杖，雖不傷人，皆棄市。又詔但不傷人者，止計贓論。令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具白長吏，得判，乃訊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論為私罪。時天下甫定，刑典弛廢，吏不明習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金州防禦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
開寶二年五月，帝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系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吏督獄掾，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系即時決遣，毋淹滯。」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吏，歲以為常。帝每親錄囚徒，專事欽恤。凡禦史、大理官屬，尤嚴選擇。嘗謂侍御史知雜馮炳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卿也。」賜金紫以勉之。八年，廣州言：「前詔竊盜贓至死者奏裁，嶺南遐遠，覆奏稽滯，請不俟報。」帝覽奏，惻然曰：「海隅習俗，貪獷穿窬，固其常也。」因詔：「嶺南民犯竊盜，贓滿五貫至十貫者，決杖、黥面、配役，十貫以上乃死。」
太宗在禦，常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每能燭見隱微。太平興國六年，下詔曰：「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奸，逮捕證佐，滋蔓逾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複製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後又定令：「決獄違限，准官書稽程律論，逾四十日則奏裁。事須證逮致稽緩者，所在以其事聞。」然州縣禁系，往往猶以根窮為名，追擾輒至破家。因江西轉運副使張齊賢言，令外縣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閱其禁多者，命官即往決遣，冤滯則降黜州之官吏。會兩浙運司亦言：「部內州系囚滿獄，長吏輒隱落，妄言獄空，蓋懼朝廷詰其淹滯。」乃詔：「妄奏獄空及隱落囚數，必加深譴，募告者賞之。」
先是，諸州流罪人皆錮送闕下，所在或寅緣細微，道路非理死者十恒六七。張齊賢又請：「凡罪人至京，擇清強官慮問。若顯負沈屈，致罷官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屬俟旨，其干係者免錮送。」乃詔：「諸犯徒、流罪，並配所在牢城，勿複轉送闕下。」
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系禁日數以聞，俾刑部專意糾舉。帝閱諸州所奏獄狀，有系三百人者。乃令門留、寄禁、取保在外並邸店養疾者，鹹准禁數，件析以聞。其鞫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禁系者，有司駁奏之。開封女子李嘗擊登聞鼓，自言無兒息，身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詔本府隨所欲裁置之。李無它親，獨有父，有司因系之。李又詣登聞，訴父被縶。帝駭曰：「此事豈當禁系，輦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廣，安得無枉濫乎？朕恨不能親決四方之獄，固不辭勞爾！」即日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往江南、兩浙、四川、荊湖、嶺南審決刑獄。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聞；其臨事明敏、刑獄無滯者，亦以名上。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帝嘗謂宰相曰：「禦史台，閣門之前，四方綱准之地。頗聞台中鞫獄，禦史多不躬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無冤濫，豈可得也？」乃詔禦史決獄必躬親，毋得專任胥吏。又嘗諭宰臣曰：「每閱大理奏案，節目小未備，移文按覆，動涉數千裏外，禁系淹久，甚可憐也。卿等詳酌，非人命所系，即量罪區分，勿須再鞫。」始令諸州笞、杖罪不須證逮者，長吏即決之，勿複付所司。群臣受詔鞫獄，獄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已，複騎置下之州。凡上疑獄，詳覆之而無疑狀，官吏並同違制之坐。其應奏疑案，亦騎置以聞。
二年，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牢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它如舊制。八月，複分遣使臣按巡諸道。帝曰：「朕於獄犴之寄，夙夜焦勞，慮有冤滯耳。」十月，親錄京城系囚，遂至日旰。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橈，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雲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輒親錄系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率以為常，後世遵行不廢，見各帝紀。
先是，太祝刁衎上疏言「「古者投奸人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務役？神京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禮》曰：'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外處罪人，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于諸務充役。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敕杖，皆以付禦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明刑謹法之意。」帝覽疏甚悅，降詔褒答，然不能從也。
三年，始用儒士為司理判官，令諸州訊囚，不須眾官共視，申長吏得判乃訊囚。刑部張佖言：「官吏枉斷死罪者，請稍峻條章，以責其明慎。」始定制：應斷獄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判官皆削一任，而檢法仍贖銅十斤，長吏則停任。尋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複遣鞫獄吏。置禦史台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為之。凡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陛辭日，帝必臨遣諭之曰：「無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問所推事狀，著為定令。自是，大理寺杖罪以下須刑部詳覆。又所駁天下案牘未具者，亦令詳覆乃奏。判刑部李昌齡言：「舊制，大理定刑送部，詳覆官入法狀，主判官下斷語，乃具奏。至開寶六年，闕法直官，致兩司共斷定覆詞。今宜令大理所斷案牘，寺官印署送詳覆。得當，則送寺共奏，否即疏駁以聞。」
淳化初，始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凡管內州府，十日一報囚帳。有疑獄未決，即馳傳往視之。州縣稽留不決、按讞不實，長吏則劾奏，佐史、小吏許便宜按劾從事。帝又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審刑院，印訖，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當，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蓋重慎之至也。凡大理寺決天下案牘，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審刑院詳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三年，詔禦史台鞫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一人親往慮問。尋又詔：「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臨鞫問，不得專責所司。」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帝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冤者，亦遣台使乘傳按鞫，數年之間，刑罰清省矣。既而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悉罷之，歸其事轉運司。
至道二年，帝聞諸州所斷大辟，情可疑者，懼為有司所駁，不敢上其獄。乃詔死事有可疑者，具獄申轉運司，擇部內詳練格律者令決之，須奏者乃奏。
真宗性寬慈，尤慎刑辟。嘗謂宰相曰：「執法之吏，不可輕授。有不稱職者，當責舉主，以懲其濫。」審刑院舉詳議官，就刑部試斷案三十二道，取引用詳明者。審刑院每奏案，令先具事狀，親覽之，翌日，乃候進止，裁處輕重，必當其罪。咸平四年，從黃州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余責保於外。
景德元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宣敕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者，所在即寘大辟，頗乖平允。自今凡言處斷、重斷、極斷、決配、朝典之類，未得論決，具獄以聞。」
初，殿中侍御史趙湘嘗建言：「聖王行法，必順天道。漢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此古之善政，當舉行之。且十二月為承天節，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決斷如故。況十一月一陽始出，其氣尚微，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內，天下大辟未結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決斷。所在厚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薪炭之屬，防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敕裁。合依法者，盡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既當春孟之月，亦行慶施惠之時。伏望萬幾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末減，亦所以布聖澤於無窮。況愚民之抵罪未斷，兩月亦非淹延。若用刑順於陰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谷豐實，水旱不作矣。」帝覽奏，曰：「此誠嘉事。然古今異制，沿革不同，行之慮有淹滯，或因緣為奸矣。」
天禧四年，乃詔：「天下犯十惡、劫殺、謀殺、故殺、鬥殺、放火、強劫、正枉法贓、偽造符印、厭魅咒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軍諸軍逃亡為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權住區斷，過天慶節即決之。余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區遣，禁錮奏裁。」
在仁宗時，四方無事，戶口蕃息，而克自抑畏，其于用刑尤慎。即位之初，詔內外官司，聽獄決罪，須躬自閱實，毋枉濫淹滯。刑部嘗薦詳覆官，帝記其姓名，曰：「是嘗失入人罪不得遷官者，烏可任法吏？」舉者皆罰金。
獄疑者讞，所從來久矣。漢嘗詔「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所以廣聽察、防繆濫也。時奏讞之法廢。初，真宗嘗覽囚簿，見天下斷死罪八百人，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儻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甚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而有司終慮淹系，不果行。至是，刑部侍郎燕肅奏曰：「唐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貞觀四年，斷死罪三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于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獄疑上請，法寺多所舉駁，率得不應奏之罪，往往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留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久不得決。諸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
天聖四年，遂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眾。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為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請讞者多得減死矣。
先是，天下旬奏獄狀，雖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非系獄，乃不以聞。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覆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系獄，皆附奏。詔從其說。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長短廣狹，皆有尺度，而輕重無准，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為言，詔毋過十五兩。
初，真宗時，以京師刑獄多滯冤，置糾察司，而禦史台獄亦移報之。八年，禦史論以為非體，遂詔勿報。祖宗時，重盜剝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計，積四十二尺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中丞於大成請得以減死論，下法官議，謂當如舊。帝意欲寬之，詔死者上請。
刑部分四按，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數，而詳覆官才一人。明道二年，令四按分覆大辟，有能駁正死罪五人以上，歲滿改官。法直官與詳覆官分詳天下旬奏，獄有重辟，獄官毋預燕遊迎送。凡上具獄，大理寺詳斷，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減十日。審刑院詳議又各減半。其不待期滿而斷者，謂之「急按」。凡集斷急按，法官與議者並書姓名，議刑有失，則皆坐之。至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運言：「斷獄有期日，而炎曷之時，系囚淹久，請自四月至六月減期日之半，兩川、廣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後猶以斷獄淹滯，又詔月上斷獄數，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參考。
是歲，改強盜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為錢萬及傷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為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財為錢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隸二千裏外牢城。能告群盜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既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為錢五千，即刺為兵，反重于強盜，請減之。」遂詔至十千始刺為兵，而京城持杖竊盜，得財為錢四千，亦刺為兵。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寬矣。
慶曆五年，詔罪殊死者，若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及篤疾無期親者，列所犯以聞。
承平日久，天下生齒益蕃，犯法者多，歲斷大辟甚眾，而有司未嘗上其數。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眾，豈刑罰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導其為善歟？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凡在京班直諸軍請糧，鬥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倉吏自以在官無祿，恣為侵漁。神宗謂非所以愛養將士之意，於是詔三司始立《諸倉丐取法》。而中書請主典役人，歲增祿至一萬八千九百餘緡。凡丐取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則加一等；千錢流二千里，每千錢則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致者，減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賞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賞二百千；滿十千，為首者配沙門島，賞三百千，自首則除其罪。凡更定約束十條行之。其後內則政府，外則監司，多仿此法。內外歲增吏祿至百余萬緡，皆取諸坊場，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錢。久之，議臣欲稍緩倉法，編敕所修立《告捕獲倉法給賞條》，自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問者減半給之，中書請依所定，詔仍舊給全賞，雖按問，亦全給。呂嘉問嘗請行貨者宜止以不應為坐之，刑部始減其罪。及哲宗初，嘗罷重祿法，而紹聖複仍舊。
熙寧四年，立《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為尉。盜發十人以上，限內捕半不獲，劾罪取旨。若複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伐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論。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縣浸益廣矣。元豐敕，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兇惡者，方論以重法。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複立《妻孥編管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請，詔改依舊敕。
先是，曾布建言：「盜情有重輕，贓有多少。今以贓論罪，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贓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贓重論死。是盜之生死，系於主之貧富也。至於傷人，情狀亦殊。以手足毆人，偶傷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朝廷雖許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幸爾。不若一變舊法，凡以贓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皆從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情狀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縣鎮砦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以傷與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則輕重不失其當矣。」及布為相，始從其議，詔有司改法。未幾，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法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蓋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詔以強盜計贓應絞者，並增一倍；贓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為之擒捕，恐怨仇報復。故賊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複行舊法。」布罷相，翰林學士徐勣複言其不便，乃詔如舊法，前詔勿行。
先是，諸路經略、鈐轄，不得便宜斬配百姓。趙抃嘗知成都，乃言當獨許成都四路。王安石執不可，而中書、樞密院同立法許之。其後，謝景初奏：「成都妄以便宜誅釋，多不當。」於是中書複刪定敕文，惟軍士犯罪及邊防機速，許特斷。及抃移成都，又請立法，禦史劉孝孫亦為之請依舊便宜從事，安石寢其奏。
武臣犯贓，經赦敘複後，更立年考升遷。帝曰：「若此，何以戒貪吏？」故命改法。熙寧六年，樞密都承旨曾孝寬等定議上之，大概仿文臣敘法而少增損爾。七年，詔：「品官犯罪，按察之官並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系、罷其職奉。」
元豐二年，成都府、利路鈐轄言：「往時川峽絹匹為錢二千六百，以此估贓，兩鐵錢得比銅錢之一。近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令法寺定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
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斷讞奏獄，每二十緡以上為大事，十緡以上為中事，不滿十緡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為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台察及刑部舉劾約法狀並十日，三省、樞密院再送各減半。有故量展，不得過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參之一。台察及刑部並三十日。每十日，斷用七日，議用三日。」
五年，詔命官犯罪，事幹邊防軍政，文臣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中丞蘇轍言：「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歸中書，武臣、軍士歸樞密，而斷例輕重，悉不相知。元豐更定官制，斷獄公案並由大理、刑部申尚書省，然後上中書省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今複分隸樞密，必有罪同斷異，失元豐本意，請並歸三省。其事幹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取旨，則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六年，乃詔：「文武官有犯同按幹邊防軍政者，刑部定斷，仍三省、樞密院同取旨。」
刑部論：「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有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凡命士死於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則部轄將校、節級與首率眾者徒一年，情輕則杖百，雖自首不免。」
政和間，詔：「品官犯罪，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若情理重害而拒隱，方許枷訊。邇來有司廢法，不原輕重，枷訊與常人無異，將使人有輕吾爵祿之心。可申明條令，以稱欽恤之意。」又詔：「宗子犯罪，庭訓示辱。比有去衣受杖，傷膚敗體，有惻朕懷。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條制，違者以違御筆論。」又曰：「其情理重害，別被處分。若罪至徒、流，方許制勘，餘止以眾證為定，仍取伏辨，無得輒加捶考。其合庭訓者，並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中書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論'。蓋為命官立文。其後相因，掌典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則解役歸農，倖免重罪。」詔改《政和敕》掌典解役從去官法。
左道亂法，妖言惑眾，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散，與夫殺人祭祀之類，皆著於法，訶察甚嚴。故奸軌不逞之民，無以動搖愚俗。間有為之，隨輒報敗，其事不足紀也。
志第一百五十三刑法二
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來，其所自斷，則輕重取捨，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專用己私以亂祖宗之成憲者多矣。
乾德伐蜀之役，有軍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太祖召至闕，數其罪。近臣營救頗切，帝曰：「朕興師伐罪，婦人何辜，而殘忍至此！」遂斬之。
時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四年，王元吉守英州，月餘，受贓七十余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陝州民範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裏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幸脫走，至是，擒義超訴有司。陝州奏引赦當原，帝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論邪？」命正其罪。八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帝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歎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於投竄。先王用刑，蓋不獲已，何近代憲綱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
太平興國六年，自春涉夏不雨，太宗意獄訟冤濫。會歸德節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蔥笞園戶，病創死。帝聞之，坐承信棄市。
初，太祖嘗決系囚，多得寬貸。而開封婦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死。至是，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絕其吭而殺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將死。右軍巡推不得實，移左軍巡掠治，元吉自誣伏。俄劉死。及府中慮囚，移司錄司案問，頗得其侵誣之狀，累月未決。府白於上，以其毒無顯狀，令免死，決徒。元吉妻張擊登聞鼓稱冤，帝召問張，盡得其狀。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禦史鞫問，乃劉有奸狀，慚悸成疾，懼其子發覺而誣之。推官及左、右軍巡使等削任降秩；醫工詐稱被毒，劉母弟欺隱王氏財物及推吏受贓者，並流海島；餘決罰有差。司錄主吏賞緡錢，賜束帛。初，元吉之系，左軍巡卒系縛搒治，謂之「鼠彈箏」，極其慘毒。帝令以其法縛獄卒，宛轉號叫求速死。及解縛，兩手良久不能動。帝謂宰相曰：「京邑之內，乃複冤酷如此，況四方乎？」
端拱間，虜犯邊郡，北面部署言：「文安、大城二縣監軍段重誨等棄城遁，請論以軍法。」帝遣中使就斬之。既行，謂曰：「此得非所管州軍召之邪？往訊之乃決。」使至，果訊得乾寧牒令部送民入居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
咸平間，有三司軍將趙永昌者，素兇暴，督運江南，多為奸贓。知饒州韓昌齡廉得其狀，乃移轉運使馮亮，坐決杖停職。遂撾登聞鼓，訟昌齡與亮訕謗朝政，仍偽刻印，作亮等求解之狀。真宗察其詐，於便殿自臨訊，永昌屈伏，遂斬之，釋亮不問，而昌齡以他事貶郢州團練副使。曹州民蘇莊蓄兵器，匿亡命，豪奪民產，積贓計四十萬。禦史台請籍其家，帝曰：「暴橫之民，國有常法，籍之，斯過也。」論如律。其縱舍輕重，必當於義，多類此。
凡歲饑，強民相率持杖劫人倉廩，法應棄市，每具獄上聞，輒貸其死。真宗時，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當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議取為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帝下詔褒之。遣使巡撫諸道，因諭之曰：「平民艱食，強取餱糧以圖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之。」天聖初，有司嘗奏盜劫米傷主，仁宗曰：「饑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命貸之。五年，陝西旱，因詔：「民劫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非首謀又減一等。」自是，諸路災傷即降敕，饑民為盜，多蒙矜減，賴以全活者甚眾。司馬光時知諫院，言曰：「臣聞敕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貧戶以饑偷盜斛鬥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竊以為非便。《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于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遇凶年，劫盜斛鬥，輒寬縱之，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振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事報聞。
帝嘗禦邇英閣經筵，講《周禮》「大荒大劄，薄征緩刑」。楊安國曰：「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憫其窮也。今眾持兵杖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振恤，饑莩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仁宗聽斷，尤以忠厚為主。隴安縣民誣平民五人為劫盜，尉悉執之，一人掠死，四人遂引服。其家辨於州，州不為理，悉論死。未幾，秦州捕得真盜，隴州吏當坐法而會赦，帝怒，特貶知州孫濟為雷州參軍，余皆除名流嶺南。賜錢粟五家，複其役三年。因下詔戒敕州縣。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複生，而獄吏雖廢，複得敘官。」命特治之，會赦勿敘用。尚書比部員外郎師仲說請老，自言恩得任子，帝以仲說嘗失入人死罪，不與。其重人命如此。
時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實，不付有司議法。諫官王贄言：「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詔可。近臣間有幹請，輒為言官所斥。諫官陳升之嘗言：「有司斷獄，或事連權幸，多以中旨釋之。請有緣中旨得釋者，劾其幹請之罪，以違制論。」許之。仁宗於賞罰無所私，尤不以貴近廢法。屢戒有司：「被內降者，執奏，毋輒行。」未嘗屈法以自徇也。知虢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論請如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加罪？」
英宗在位日淺，於政令未及有所更制。然以吏習平安，慢於奉法，稍欲振起其怠惰。三班奉職和欽貸所部綱錢，至絞，帝命貸死免杖，刺隸福建路牢城。知審刑院盧士宗請稍寬其罪，帝曰：「刑故而得寬，則死者滋眾，非'刑期無刑'之道。俟有過誤，貸無傷也。」富國倉監官受米濕惡，壞十八萬石，會恩當減，帝特命奪官停之。
熙寧二年，內殿崇班鄭從易母、兄俱亡于嶺外，歲余方知，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為念。經時無安否之問，以至逾年不知存亡邪？」特除名勒停。四年，王存立言：「嘉祐中，同學究出身，為碭山縣尉，嘗納官贖父配隸罪，請同舉人法，得免丁徭。」帝憫之，複賜出身，仍與注官。九年，知桂州沈起欲經略交阯，取其慈恩州，交人遂破欽，犯邕管。詔邊人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特削官爵，編置遠惡州。
復仇，後世無法。仁宗時，單州民劉玉父為王德毆死，德更赦，玉私殺德以複父仇。帝義之，決杖、編管。元豐元年，青州民王贇父為人毆死，贇幼，未能復仇。幾冠，刺仇，斷支首祭父墓，自首。論當斬。帝以殺仇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鄰州。宣州民葉元有同居兄亂其妻，縊殺之，又殺兄子，強其父與嫂為約契不訟。鄰里發其事，州為上請，帝曰：「罪人以死，奸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無知，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罔其父，又殺其兄，戕其侄，逆理敗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
紹聖以來，連起党獄，忠良屏斥，國以空虛。徽宗嗣位，外事耳目之玩，內窮聲色之欲，徵發亡度，號令靡常。於是蔡京、王黼之屬，得以誣上行私，變亂法制。崇寧五年，詔曰：「出令制法，重輕予奪在上。比降特旨處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為妨礙，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殺生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何格令之有？臣強之漸，不可不戒。自今應有特旨處分，間有利害，明具論奏，虛心以聽。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論。」明年，詔：「凡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如違，並以違御筆論。」又定令：「凡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論。」由是吏因緣為奸，用法巧文浸深，無複祖宗忠厚之志。窮極奢侈，以竭民力，自速禍機。靖康雖知悔悟，稍誅奸惡，而謀國匪人，終亦末如之何矣。
高宗性仁柔，其于用法，每從寬厚，罪有過貸，而未嘗過殺。知常州周巳擅殺人，帝曰：「朕日親聽斷，豈不能任情誅僇，顧非理耳。」即命削杞籍。大理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為之。獄官入對，即以慘酷為戒。台臣、士曹有所平反，輒與之轉官。每臨軒慮囚，未嘗有送下者，曰：「吾恐有司觀望，鍛煉以為重輕也。」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奉使江南回，遷左司諫，帝尋以為秘書少監。謂宰臣朱勝非曰：「大中奉使，頗多興獄，今使為諫官，恐四方觀望耳。」其用心忠厚如此。後詔用刑慘酷責降之人，勿堂除及親民，止與遠小監當差遣。
當建、紹間，天下盜起，往往攻城屠邑，至興師以討之，然得貸亦眾。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嘗奏強盜之數，帝曰：「皆吾赤子也，豈可一一誅之？誅其渠魁三兩人足矣。」至待貪吏則極嚴：應受贓者，不許堂除及親民；犯枉法自盜者，籍其名中書，罪至徒即不敘，至死者，籍其貲。諸文臣寄祿官並帶「左」、「右」字，贓罪人則去之。是年，申嚴真決贓吏法。令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舊法棄市事上者，帝曰：「何至爾耶？但斷遣之足矣。貪吏害民，雜用刑威，有不得已，然豈忍寘縉紳於死地邪？」
在徽宗時，刑法已峻。雖嘗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猶從重。比中興之初，詔用政和遞減法，自是迄嘉定不易。自蔡京當國，凡所請御筆以壞正法者，悉厘正之。諸獄具，令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幹木為之，輕重長短刻識其上，笞、杖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官給火印。暑月，每五日一洗濯枷杻，刑、寺輪官一員，躬親監視。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案者，具情款招伏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例、推司錄問、檢法官吏姓名于後。
各州每年開收編配羈管奴婢人及斷過編配之數，各置籍。各路提點刑獄司，歲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申提刑司。其應書禁曆而不書，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刑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知州兼統兵者，非出師臨陳，毋用重刑。州縣月具系囚存亡之數申提刑司，歲終比較，死囚最多者，當職官黜責，其最少者，褒賞之。
舊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為一匹，竊盜至二貫者徒。至是，又加優減，以二千為一匹，盜至三貫者徒一年。三年，複詔以三千為一匹，竊盜及凡以錢定罪，遞增五分。四年，又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
五年，歲終比較，宣州、衢州、福州無病死囚，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及一分，惠州二分六厘，當職官各降一官。六年，令刑部體量公事，邵州、廣州、高州勘命官淹系至久不報，詔知州降一官，當職官展二年磨勘，當行吏永不收敘。德慶府勘封川縣令事，七月不報，詔知州、勘官各抵罪。九年，大理寺朱伯文廣西催斷刑獄，還言：「雷州海賊兩獄，並系平人七人，內五人已死。」帝惻然，詔本路提刑以下重致罰。十二年，禦史台點檢錢塘、仁和縣獄具，錢塘大杖，一多五錢半；仁和枷，一多一斤，一輕半斤，詔縣官各降一官。十三年，詔：「禁囚無供飯者，臨安日支錢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十六年，詔：「諸鞫獄追到幹證人，無罪遣還者，每程給米一升半，錢十五文。」二十一年，詔官支病囚藥物錢。
舊法，刑部郎官四人，分左、右廳，或以詳覆，或以敘審，同僚而異事，有防閑考覆之意。南渡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一員，刑部郎中初無分異，獄有不得其情，法有不當於理者，無所平反追改。二十六年，右司郎中汪應辰言之。詔刑部郎官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二十七年，詔四川以錢引科罪者，准銅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