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常平提舉張汝楫複申明鈔法，上以問宰執。陳誠之奏曰：「建、劍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革；若使民自賣，其能免私販乎？私販既多，鈔額必虧。」上曰：「中間曾用鈔法，未幾複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矣。大抵法貴從容，不然不可經久。」淳熙五年，詔泰甯、尤溪兩縣計產買鹽之令，更不施行。
八年，福建市舶陳峴言：「福建自元豐二年轉運使王子京建運鹽之法，不免有侵盜科擾之弊，且天下州縣皆行鈔法，獨福建膺運鹽之害。紹興初，趙不已嘗措置鈔法，而終不可行者，蓋漕司則藉鹽綱為增鹽錢，州縣則藉鹽綱以為歲計，官員則有賣鹽食錢、縻費錢，胥吏則有發遣交納常例錢，公私齟齬，無怪乎不可行也。鈔法未成倫序，而綱運遽罷，百姓率無食鹽，故漕運乘此以為不便，請抱引錢而罷鈔法。鈔法罷而綱運興，官價高而私價賤，民多食私鹽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於是詔峴措置。峴請從榷貨務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為五等，造大小鈔給買，仍預措置賣鈔，先以本錢畀三倉買鹽，以備商旅請買。九年正月，以福建鹽自來運賣，近為鈔法敷擾害民，於是詔福建轉運司，諸州鹽綱依舊官般官賣。三月，詔轉運傅自得、楊由義廉察官賣鹽未便者，措置以聞。
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撫制置趙汝愚言：「汀州民貧，而官鹽抑配視他州尤甚，乞以汀州為客鈔。」事下提舉應孟明及汀州守臣議，孟明等言：「上四州軍有去產鹽之地甚邇者，官不賣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則客鈔不售，既無翻鈔之地則客賣銷折，所以鈔法屢行而屢罷。四川闊遠，猶不可翻鈔，汀州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並諸縣合輸內錢，而嚴科鹽之禁，庶幾汀民有瘳矣。」複下轉運趙彥操等措置裁減，以歲運二百萬四千斤會之，總減三萬九千三十八緡有奇，又免其分隸諸司，則汀州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又在外。蓋上四州財賦絕少，所恃者官賣鹽耳。
又瀕海諸郡計產輸錢，官給之鹽以供食，其後遂為常賦，而民不復請鹽矣，此又下四州產鹽之弊也。甯宗嘉定六年，臣僚嘗極言之，於是下轉運司，將福之下四州軍凡二十文產以下合輸鹽五斤之家盡免，其折戶產錢僅及二十文者不輸鹽錢。
寶慶二年，監察禦史梁成大言：「福建州縣半系頻州產鹽之地，利權專屬漕臣，乃其職也。鹽產于福州、興化，而運於建、劍、汀、邵，四郡二十二縣之民食焉。福建提舉司主常平茶事而鹽不預，漕司與認淨鏹以助用，近來越職營利，多取綱運，分委屬縣。縣邑既為漕司措辦課鹽，今又增提舉司之額，其勢必盡敷於民，殆甚於青苗之害。望將運鹽盡歸漕司，提舉司不得越職，庶幾事權歸一，民瘼少蘇矣。」從之。
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曰：「福建上四州縣倚鹽為課，其間有招趁失時，月解拖欠，其欠在寶祐五年以前者，並與除放，尚敢違法計口科抑者，監司按劾以聞。」三年，臣僚言：「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稅賦不足，州縣上供等錢銀、官吏宗子官兵支遣，悉取辦於賣鹽，轉運司雖拘榷鹽綱，實不自賣。近年創例自運鹽兩綱，後或歲運十綱至二十綱，與上四州縣所運歲額相妨，而綱吏搭帶之數不預焉。州縣被其攙奪，發洩不行，上供常賦，無從趁辦，不免敷及民戶，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有旨：「福建轉運司視自來鹽法，毋致違戾；建甯府、南劍州、汀州、邵武軍依此施行。」
廣州東筦、靜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余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鬻三萬石，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龔、藤、象、宜、柳、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郁林州。又高、竇、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各鬻以給本州，無定額。天聖以後，東、西海場十三皆領于廣州，歲鬻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給東、西二路。而瓊、崖諸州，其地荒阻，賣鹽不售，類抑配衙前。前後官此者，或擅增鹽數，煎鹽戶力不給，有破產者。元豐三年，朱初平奏蠲鹽之不售者，又約所賣數定為煎額，以惠遠民。久之，廣西漕司奏民戶逋鹽稅，其縣令監官雖已代，並住奉勒催，須足乃罷。而廣東漕臣複奏嶺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幹官，提點刑獄兼提舉鹽事，考較賞罰如之。瓊、崖等州複請賦鹽於民，斤重視其戶等，而民滋困矣。
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地廣莫而雕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灘磧，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磧，其勢甚難。建炎末鬻鈔，未幾複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
紹興元年三月，南恩州陽江縣土生堿，募民墾之，置灶六十七，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息錢三萬餘緡。十有二月，複置廣西茶鹽司。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為率，二分令欽、廉、雷、化、高五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為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收買鹽錢三萬六千緡，以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略司買馬，餘為州用。及罷官賣，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縻費錢焉。九年，罷廣東官賣，行客鈔法，以其錢助鄂兵之費。
孝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漕錢二十萬。且廣西之鹽乃漕司出賣，自乾道元年因曾連請並歸廣東，於是度支唐琢言：「廣西鹽引錢欠幾八千萬緡，緣向來二廣鹽事分東西兩司，而西路鹽常為東路所侵，昔廣西自作一司，故鹽不至於虧減；今既罷西司併入東路，則廣東之鹽無複禁止，廣西坐失一路所入。」故有是命。既而宰執進蔣芾之奏：「鹽利舊屬漕司，給諸州歲；自賣鈔鹽之後，漕司遂以苗米高價折錢。今朝廷更不降鹽鈔，只今漕司認發歲額，則漕司自獲鹽息，析米招糴之弊皆去矣。」九年，詔廣州複行官般官賣法。
淳熙三年，詔廣西轉運司歲收官鹽息錢三分撥諸州，七分充漕計，從經略張栻請也。栻去而漕臣趙公浣增鹽直斤百錢為百六十，欽州歲賣鹽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為言，上黜公浣，詔閩、廣賣鹽自有舊額定直，自今毋得擅增。
九年，詔遣浙西撫幹胡廷直訪求利害，與帥、漕、提舉詳議以聞。使還，尋以廷直提舉廣東同措置廣西鹽事。十五年，詔曰：「廣南在數千裏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為民疾。朕為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為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為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置之法。」於是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並廣東、西鹽事為一司，其兩路賣鹽，歲以十六萬五千籮為額。儀之等言：「兩路鹽且以十萬籮為額，俟三數年，視其增虧，乃增其額。所有客鈔東西路通貨錢與免，以便商販。」
十六年，經略應孟明言：「廣中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有甚於官般。」詔孟明、朱晞顏與提舉廣南鹽事王光祖從長措置經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寶慶元年，以廣州安撫司水軍大為興販，罷其統領尹椿、統轄黃受，各降一官。
鬻堿為鹽，向並州永利監，歲鬻十二萬五千余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遼、澤、潞、麟、府州，威勝、岢嵐、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鬻，不得出境。仁宗時，分永利東、西兩鹽，東隸並州，西隸汾州。籍州民之有堿土者為鐺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余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鹽法亦與海鹽同，歲鬻視舊額減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東唯晉、絳、慈、隰食池鹽，餘皆食永利鹽。其入官，斤為八錢或六錢，出為錢三十六，歲課緡錢十八萬九千有奇。
自咸平以來，聽商人輦鹽過河西麟府州、濁輪砦貿易，官為下其價予之。後積鹽益多，康定初，罷東監鬻鹽三年。皇祐中，又權罷西監鬻鹽，俟鹽少複故。時議者請募商人入芻粟麟府州、火山軍，予券償以鹽，從之。既而芻粟虛估高，券直千錢，為鹽商所抑，才售錢四百有餘，而出官鹽五十斤，蠹耗縣官。或請罷入芻粟，第令入實錢，轉運司議以為非便而止。大抵堿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鐺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又詔鐺戶輸歲課以分數為率，蠲複有差，遇水災，又聽摘他戶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堿為鹽者，然其利薄。明道初，嘗詔廢河中府、慶成軍堿場，禁民鬻鹽以侵池鹽之利。
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兩監舊額歲課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並邊中糧草，增饒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才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才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運，鬻于本路，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如所奏，官自運鬻于本路。
元豐元年，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永利東、西監鹽，請如慶曆前商人輸錢于麟、府、豐、代、嵐、憲、忻、岢嵐、寧化、保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言占戶所賣地，即鹽已運至場務者，商人買之加運費。如是則官鹽價平而商販通。」遂行其說，用安石為河東都轉運使。安石請犯西北青白鹽者，以皇祐敕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入河東，犯者罪至流，所曆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鹽歲有羨餘，及增收忻州鹼地鐺戶、馬城池鹽課，詔安石遷官，賞其屬。
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異時河東除食解鹽，餘仰東、西永利鹽，未嘗闕。元豐三年後，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增河東忻州馬城池鹽，夾硝味苦，民不願買。乞下轉運司，苟無妨闕，即止勿收。」詔從之。
四年，陳安石坐為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興置鹽井，害及一路，降知鄭州。先是，熙寧中，議收熙河蕃部包順鹽井，或以為非宜，王安石謂邊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議者不能奪焉。
六年，詔代州賣鹽年額酌以中數，以八十五萬斤為額，部內多少均裁之。紹聖元年，河東複行官賣法。崇寧三年，以河東三路鈔無定估，本路尤賤，害於糴買，罷給三路鈔，止給見錢鈔，他如河北新降鈔法。四年，詔河東永利兩監土鹽仍官收，見緡鬻之，聽商人入納算請，定往河東州軍，罷客販東北鹽入河東者。
鬻井為鹽，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歲鬻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萬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萬二千二百石：各以給本路。大為監，小為井，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初，川峽承舊制，官自鬻鹽。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鬻者有羨利但輸十之九。
太平興國三年，石拾遺郭泌上言：「劍南諸州官糶鹽，斤為錢七十。鹽井浚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輦之甚艱，加之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豪民黠吏，相與為奸，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為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規利，民有以給食。」從之。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掊斂以希課最，廢諸井薪錢，歲額外課部民鬻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為苦，至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入他部，而積年之征不可免。」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鹽不足，許商販階、文州青白鹽、峽路井鹽、永康軍崖鹽，勿收算。
川峽諸州自李順叛後，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鹽償之。景德二年，權三司使丁謂言：「川峽糧儲充足，請以鹽易絲帛。」詔諸州軍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從其請。大中祥符元年，詔滬州南井灶戶遇正、至、寒食各給假三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減滬州淯井監課鹽三之一。
仁宗時，成都、梓、夔三路六監與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歲課減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歲課減十一萬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十四，歲課減四百九十二石三鬥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歲課減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給一路，夔州則並給諸蠻，計所入鹽直，歲輸緡錢五分，銀、綢絹五分。又募人入錢貨諸州，即產鹽厚處取鹽，而施、黔並邊諸州，並募人入米。
康定元年，淮南提點刑獄郭維言：「川峽素不產銀，而募人以銀易鹽，又鹽酒場主者亦以銀折歲課，故販者趨京師及陝西市銀以歸，而官得銀複輦置京師，公私勞費。請聽入銀京師榷貨務或陝西並邊州軍，給券受鹽於川峽，或以折鹽酒歲課，願入錢，二千當銀一兩。」詔行之。既而入銀陝西者少，議鹽百斤加二十斤予之，並募入中鳳翔、永興。會西方用兵，軍食不足，又詔入芻粟並邊，俟有備而止。芻粟虛估高，鹽直賤，商賈利之。西方既無事，猶入中如故。夔州轉運使蔣賁以為入中十餘年，虛費夔鹽計直二十余萬緡，令陝西用池鹽之利，軍儲有備，請如初。詔許之。
先是，益、利鹽入最薄，故並食大寧監、解池鹽，商賈轉販給之。慶曆中，令商人入錢貨益州以射大寧監鹽者，萬斤增小錢千緡，小錢十當大錢一。販者滋少，蜀中鹽踴貴，斤為小錢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彥博以為言，詔皆複故。
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積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為功，往往貽患後人。時方切於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為意，有司上言，輒為蠲減。初，鹽課聽以五分折銀、綢、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綢絹一匹折錢六百至一千二百，後詔以課利折金帛者從時估。荊湖之歸、峽二州，州二井，歲課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給本州。
熙寧中，蜀鹽私販者眾；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嘗歲運解鹽十萬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東川產鹽，昨轉運司商度賣陵井場，遂止東鹽及閉卓筒井，失業者眾，言利之臣，複運解鹽，道險續運甚艱；成都鹽踴貴，東川鹽賤，驅民冒法。乞東川鹽仍入成都，勿閉卓筒井，罷官運解鹽。」詔商販仍舊，賣解鹽依客商例，禁抑配於民。未幾，官運解鹽竟罷。
元祐元年，詔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概體量鹽事。右司監蘇轍劾概觀望阿附，奏不以實，且言：「四川數州賣邛州蒲江井官鹽，斤為錢百二十，近歲堿泉減耗，多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販小井白鹽，價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概不念民朝夕食此貴鹽。」詔遂罷概，今黃廉體量以聞。上封事者言：「有司於稅課外，歲令井輸五十緡，謂之官溪錢。」詔付廉悉蠲之。詔自今溪有鹽井輸課利鹽稅外，毋得更增以租。
崇寧二年，川峽利、洋、興、劍、蓬、閬、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四年，梓、遂、夔、綿、漢州、大寧監等鹽仍鬻於蜀，惟禁侵解鹽地。
紹興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仿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六，其後又增貼輸等錢。凡四川四千九百余井，歲產鹽約千余萬斤，引法初行，百斤為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余萬緡。二十九年，減西和州賣鹽直之半。
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總領程價言：「推排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自陳或糾決增額者井一百二十五、場二十四，並今渲淘舊井亦願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無鹽之井，即與剗除，不敷而抱輸者，即與量減；共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戶免困重額。」七年，元質又言：「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補不足，有司務求贏餘，盈者過取，涸者略減，盡出私心。今後凡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逾已減之數。」十一年，以京西轉運副使江溥言金州帥司置場拘買商鹽，高價科賣，致商旅坐困，民食貴鹽，詔金州依法聽商人從便買賣，不得置場拘催。
初，趙開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鬻鹽，輸土產稅而已。然堿脈有盈縮，月額有登耗，間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既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絕之井，許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界增其額，而不能售，其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刎縊相尋，公私病之。
光宗紹熙三年，吏部尚書趙汝愚言：「紹興間趙開所議鹽法，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皆置合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准之，使彼此均一而無相傾奪，貴賤以時而為之翕張。今其法盡廢，宜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時楊輔為總計，去虛額，閉廢井，申嚴合同場法，禁斤重之逾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直於是頓昂。輔又請罷利州東路安撫司所置鹽店六，及津渡所收鹽錢，與西路興州鹽店。後總領陳曄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
五年，戶部言：「潼川府鹽、酒為蜀重害。鹽既收其土產錢給賣官引，又從而征之，矧州縣額外收稅，如買酒錢、到岸錢、榻地錢之類，皆是創增。」於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諸司。甯宗嘉定七年，詔四川鹽井專隸總所，既而宣撫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軍興，乃複奪之。
茶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複州皆置務，後建安、襄複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荊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嶽、歸、峽七州、荊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總為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余斤，荊湖二百四十七萬余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榷務鬻之。
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卷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其出虔、袁、饒、池、光、歙、潭、嶽、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荊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者。買臘茶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
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于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
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造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凡結徒持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興國四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二年，民造溫桑偽茶，比犯真茶計直十分論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言加犯私鹽一等，非禁法州縣者，如太平興國詔條論決。
茶之為利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饋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
淳化三年，監察禦史薛映、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為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四年二月，廢沿江八務，大減茶價。詔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又以損直虧課為言。七月，複置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糅，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即望仍舊。有司職出納，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議遂寢。即以允恭為江南、淮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二年，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
初，商人以鹽為急，趨者甚眾，及禁江、淮鹽，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場耗，隨所在饒益。其輸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賈置鋪，隸名榷貨務，懷交引者湊之。若行商，則鋪賈為保任，詣京師榷務給錢，南州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是年，定監買官虧額自一厘以上罰奉、降差遣之制。
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而召茶商論議，別為新法：其于京師入金銀、綿帛實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緡五十五千；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給，皆如京師。河北次邊、河東緣邊次邊，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過，當輸算，令記錄，候至京師並輸之。仍約束山場，謹其出納。議奏，三司皆以為便。五月，以溥為淮南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慮未盡其要，三年，命樞密直學士李浚等比較新舊法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眩惑，特等請罷比較，從之。
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萬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二百八萬貫。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並課利總數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榷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到入算茶，及租額遞年送榷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即理為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增九十萬貫，八年才百六十萬貫。
是時數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即付物，時或特給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複令別輸二分見緡，謂之貼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無貼納，則賤鬻于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歲之內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為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禦史中丞淩策、侍御史知雜呂夷簡與三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於市才八千。知秦州曹瑋請於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詔可。迪等以入中緡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請令十分輸緡錢四五，又定加饒貼納之差。然凡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鬥束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榷貨務並依時價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貼納茶貨。」詔每八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閣門祗候李德明于京師市而毀之。
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才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余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才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才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並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
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荊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蘄口、漢陽並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荊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為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荊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增為八萬。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裏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說。
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諮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余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于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為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為緡錢六百五十余萬。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計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複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遊說。願力行之，毋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
志第一百三十七食貨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余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複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荊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複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榷貨務錢償之。
奭等議既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為非。明年，摭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嘗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遜等猶被罰，諮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浸壞。
景祐中，三司使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敝，複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複行見錢法。」時諮已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任，並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奸，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
既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趣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並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為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複言：「自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複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為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久之，上書者複言：「自變法以來，歲輦京師金帛，易芻粟于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禦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複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既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葉清臣為三司使，是歲河北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曆二年，又請募人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複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複三說法，三司以為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榷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如之。」於是有四說之法。初，詔止行于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于河北，不數年間，茶法複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鬥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複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才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
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余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榷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複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為奸。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置之重罰。」
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浸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于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範鎮謂內藏庫、榷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榷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複起。
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裏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為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綢、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才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余斤，荊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才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
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眾。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
「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對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逾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
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奇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並本息歲課亦只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
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徵稅無彝准，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三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利，凡止九十余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余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
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向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才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才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麋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
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阱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複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党，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置明刑，無或有貸。」
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于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徵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為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眾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
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
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巳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趨趣巳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余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為錢三百，折輸綢絹皆一匹；若為錢十，則折輸綿一兩；為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巳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乃即屬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厭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巳以疾去。
先是，巳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于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顧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難敷也。詔既以佐代巳，未幾，鹽法複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焉。
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卻為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己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榷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巳、蒲宗閔等苟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巳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
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榷茶為民害，罷為提點湖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罪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賣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園戶采造黃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其權，二人皆務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馱以及萬馱，第賞有差，而所買粗惡偽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涇原路，如私販臘茶法。
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範純粹同提舉。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錄李巳前勞，以子玨試將作監主簿。蒲宗閔更請巴州等處產茶並用榷法。
五年，李稷死永樂城，詔以陸師閔代之。師閔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榷利，尤刻於前，建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為禁地，有博馬、賣茶場，文獨為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羨茶貨入陝西變賣，于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茂恂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閔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場都大提舉視轉運使，同管幹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賈種民更立茶法，師閔論奏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李巳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稷加為五十萬，及師閔為百萬。
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儈主之，故費於牙儈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遣使者，考茶法之敝，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迥、李稷入蜀商度，盡力掊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未至，摯又言陸師閔恣為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即罷之。先是，師閔提舉榷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灼，為患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有侵損戾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
明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為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逾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斛鬥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為額本。
紹聖元年，複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複行禁榷。師閔乃奏龍州仍為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複用，以訖哲宗之世，其掊克之跡，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
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賈商茶，以三百萬斤為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州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為雜稅收受。紹聖四年，戶部言：「商旅茶稅五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既寬，複慮課入無准，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季，課入漏失。且茶稅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內外委官，期一年驅算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承用。
崇甯元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余萬緡。慶曆之後，法制浸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為市，四十餘年，利源浸失。謂宜荊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買，勿複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余悉聽商人于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為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聽焉。
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于潭州，湖北于荊南，淮南於揚州，兩浙于蘇州，江東于江寧府，江西于洪州。其置場所在：蘄州即其州及蘄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羅源、太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余姚、諸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篰，官為抽盤，循第敘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
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產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複慮商旅影挾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擾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後各增錢十。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榷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掊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陝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部。茶籠篰並皆官制，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竄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眾。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鬻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憑批引為定，有贏數即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劄及擅賣，皆坐以徒。複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逾數，保內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
重和元年，詔：「客販輸稅，檢括抵保，吏因擾民，其蠲之。」未幾，複輸稅如舊。大抵茶、鹽之法，主于蔡京，務巧掊利，變改法度，前後相逾，民聽眩惑。初，令茶戶投狀籍於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即罷。初，限計斤重，令買新引，茶有贏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須用新引貼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者多，又罷其令。
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陝西沒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棄。俄令正茶沒官者聽與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未得於園戶者，期七年，許民間同見緡流轉，長引聽即本路住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紛更，不可勝記，慮商旅疑豫，茶貨不通，乃重扇搖之令。于時掊克之吏，爭以贏羨為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州郡樂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陵轢州郡，蓋莫有言者。獨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懼殿，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鋪戶，安能盡售？均及稅農，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
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十一百餘斤。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臘誅，有司議招集園戶，借貸優恤，止于文具，奸臣仍用事，蠹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複出矣。靖康元年，詔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
初，熙寧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榷，余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為福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榷法，自熙甯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榷法。建州歲出茶不下三百萬斤，南劍州亦不下二十余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為本。」並從之；所請均入諸路榷賣，委轉運司官提舉：福建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偉，江西朱彥博，廣東高鎛，然子京蓋未免抑配於民。
時遠方若桂州修仁諸縣、夔州路達州有司皆議榷茶，言利者踵相躡，然神宗聞鄂州失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戶等以茶粗濫當剝納，為錢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准輸茶。初，成都帥司蔡延慶言邛部川蠻主苴克等願賣馬，即詔延慶以茶招來，後聞邊計蠻情非便，即罷之。哲宗嗣位，禦史安惇首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州修仁等縣禁榷及陝西碎賣芽茶皆罷。
崇甯二年，尚書有言：「建、劍二州茶額七十余萬斤，近歲增盛，而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以諸色封樁。繼詔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豐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四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複增損為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于諸路住賣，後末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仿此；諸路監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給免稅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為率。
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堤岸，創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複嚴為之禁。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
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戶部侍郎李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乃詔即京、索、大源等河為之，以孫迥提舉，複命兼提舉汴河堤岸。四年，場官錢景逢獲息十六萬余緡，呂安中二十一萬餘緡，以差議賞。元符元年，戶部上凡獲私末茶並雜和者，即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私臘茶獲犯人法。雜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
初，元豐中修置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複置，其後遂于京西鄭、滑、潁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將即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紹聖初，興複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于長葛等處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榷法罷，遂失其利，請複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垛錢。裁元豐制更立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為率。客茶至京者，許官場買十之三，即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詔罷之。
明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曲錢法。五年，複罷民戶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茶事並隸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茶事司為名，尋命茶場、茶事通為一司。三年，複撥隸京城所，一用舊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旅販茶起引定入京住賣者，即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江入汴卻指他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創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配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於京城，仍行通客販，余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倍，遂創月進。
高宗建炎初，于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于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霅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筍，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興國、潭、建各置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視捕私鹽。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
孝宗隆興二年，淮東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郵，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輸翻引錢十貫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榷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幾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榷場折博，除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儈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輸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儈見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輸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從人之便。戶部言給賣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輸，餘願專以會子算請者聽。
甯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邈奏請：「隆興府惟分寧縣產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窮索一鄉，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產茶縣不許民擅認茶租。
建寧臘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制愈精，數愈多，胯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勍等相因為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鳳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複減大龍鳳及京鋌之半。十二年，興榷場，遂取臘茶為榷場本，凡胯、截、片、鋌，不以高下多少，官盡榷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鬻建茶于臨安，移茶司事於建州買發。明年，以失陷引錢，複令通商。自是上供龍鳳、京鋌茶料，凡製作之費、篚笥之式，令漕司專之。
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榷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仿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即園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至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為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
乾道末年，青羌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累減園戶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初，楊輔為使，遂定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通博馬物帛歲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一十三萬緡隸總領所贍軍，然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為准。
自熙、豐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戶既輸二稅，又輸土產；隆安縣園戶二稅、土產兼輸外，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為額，至甯宗慶元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
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於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敘、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其間盧甘蕃馬歲一至焉，洮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焉，疊州蕃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駑，大率皆以互市為利，宋朝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紹興二十四年，複黎州及雅州碉門靈犀砦易馬場。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來，為額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志第一百三十八食貨下七
○酒坑冶礬香附
酒宋榷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官造曲，聽民納直以取。
陳、滑、蔡、潁、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榷。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醞齊不良，酒多醨薄，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貲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曲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
陝西雖榷酤，而尚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釀，遂蠲其禁，其榷酤歲課如曲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榷酤，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宜仍舊榷酒，罷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
川峽承舊制，賣曲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榷酤，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曲。自是，惟夔、建、開、施、廬、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府州，荊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西路不禁。
自春至秋，醞成即鬻，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候夏而出，謂之「大酒」，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醞用粳、糯、粟、黍、麥等及曲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諸州官釀所費谷麥，准常糴以給，不得用倉儲。酒匠、役人當受糧者給錢。凡官曲，麥一鬥為曲六斤四兩。賣曲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五十五，西京減五。
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榷酤錢，頗為煩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榷，自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榷。四年，又詔中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天禧初，著作郎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之。
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榷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是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曲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榷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余貫，曲錢增三十九萬一千餘貫。
五代漢初，犯曲者並棄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鬥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差；私市酒、曲者減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曲之禁，戶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裏、西京及諸州城二十裏者，至五鬥處死；所定裏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
端拱二年令：民買曲釀酒酤者，縣鎮十裏如州城二十裏之禁。天聖以後，北京售曲如三京法，官售酒、曲亦畫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概與宋初同，唯增永興軍、大通監、川峽之茂州、富順監。
時天下承平既久，戶口浸蕃，為酒醪以靡穀者益眾。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群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自欲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額負課，然後上聞。」既而禦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