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信人: contactufo@hotmail.com (contact) 日期: 16 Feb 2003 12:00:15 -0800 標題: Re: [轉載]印度: 中國是紙老虎 信群: alt.chinese.text.big5,hk.politics,tw.bbs.sci.history,tw.bbs.soc.politics 看板: 來源: <15cbdab5.0302161200.1b8237b@posting.google.com>:23882, 218.102.39.132 組織: http://groups.google.com/ > ...... > 中國國內尚有大量的毛主義勢力存在，壓制著各種巨大的政治危機． Yes -- BY KILLING ! 我們殺人本事大﹐消滅罪證手段高 曹長青：不能忘記，不能饒恕——中共建黨８０年殺人記錄 ◎曹長青(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７月４日訊】今年７月１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８０週年。 在共產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今天，中共仍壟斷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 國家的權力。不少人期待這個黨能夠進行政治改革，把中國引向民 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說在國際共產運動中，沒有任何一個共產政權 是主動放棄權力、放棄專制而走向民主的（東歐的全部共產政權， 包括蘇聯，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說共產 運動中是否會產生異數，中共是否有這種願望和能力，僅以它建黨 ８０年來，尤其是在中國建政之後，以政權的力量殺害了可能多達 八千萬人這一事實，中共就絕對沒有資格繼續執政，而應接受歷史 的審判。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 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 界，得以閱讀到各種書刊，把這些資料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 的數字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字（在中共建黨８０週年 之際），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拋磚 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 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 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 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１９５０到１９５５年）﹕ 中共自１９２１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３０年代 初鎮壓內部江西ＡＢ團（殺了很多人），４０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 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５０年代初 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 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Ａｎｄｒｅｗ　 Ｎａｔｈａｎ）在《中國的民主》（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一書中的數字﹕５０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 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Ｎｉｃｈｌａｓ　Ｄ·Ｋｒｉｓｔｏｆ） 和伍潔芳（Ｓｈｅｒｙｌ　Ｗｕｄｕｎｎ）合著的《中國覺醒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ｋｅｓ）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 提交的報告估算，從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５５年，有４００萬人被處 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Ｄａｎｉｅｌ　 Ｓｏ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 眾死亡”（Ｍａｓｓ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Ｍａｏ‘ｓ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７和１８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 １００萬至４００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 １００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１９５３年的“肅反”，至少使幾 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 Ｓｔｅｐｈａｎｅ　Ｃｏｕｒｔｏｉｓ　＆　Ｍａｒｋ　Ｋｒａｍｅｒ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從１９５０到１９５７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１００多萬 人異常死亡。” 據１９９６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 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號 刊發了摘要）﹕從１９４９年初到１９５２年２月分兩個階段進行 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１５７萬６千１百多人，其中８７ 萬３千６百余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１９５３年的“三反五反”中，有３２萬３千１百 余人被逮捕，２８０余人自殺或失蹤；在１９５５年“反胡風運動” 中，有５千余人被牽連，５百余人被逮捕，６０余人自殺身亡，１２ 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２萬１千３百余人被判 死刑，４千３百余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 室報告提到的（合計）９０萬零２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４００萬之 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５０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中的 數字﹕在“反右”中，共有５５萬２千９百７３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９０６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 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９０６人沒有平反 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５千７百倍！ 據上述１９９６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 反右運動中，有２０１萬３千３百余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 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７萬２千７百多人被逮捕，有２萬２ 千１百余人自殺，３千５百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２００余萬， 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５００多萬知識份 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４０％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０·５％。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３年）﹕ 從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２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 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 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 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字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 （Ｊｕｄｉｔｈ　Ｂａｎｎｉｓｔｅｒ）８０年代初的報告《中國 變化中的人口》（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 “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３千萬人。”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１９８５年所著的《新長征》（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Ｍａｒｃｈ﹕Ｔｈｅ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一書中的數字﹕ “６０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２千７百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 梅爾（Ｒ·Ｊ·Ｒｕｍｍｅｌ）在《華爾街日報》（１９８６年７ 月７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Ｗａｒ　ｌｓｎ‘ｔ Ｔｈｉｓ　Ｃｅｎｔｕｒｙ’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Ｋｉｌｌｅｒ） 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１９９６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 訪主任貝克爾（Ｊａｓｐｅｒ　Ｂｅｃｋｅｒ）的專著《餓鬼﹕中國 的秘密饑荒》（Ｈｕｎｇｒｙ　Ｇｈｏｓｔｓ﹕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Ｆａｍｉｎｅ）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６０年 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 份查看了“地方誌”，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文件，進 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數據。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 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 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 數字征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 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 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 授沈大衛（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的專著《怎樣當上總 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 Ｐｒｅｍｉｅｒ﹕ＺｈａｏＺｉｙａｎｇ’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ａｒｅｅｒ）說，１９５９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 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發起 “反藏糧運動”，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 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沈大衛 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 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１９５９年２月毛澤東 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 興”，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 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 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２０－３０％﹐僅在西縣鎮（譯音Ｘｉｘ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就有６３９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 死亡人數達１０萬人。該省信陽地區１９５８年有人口８００萬， 結果４００萬人餓死，死亡率達５０％，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 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１９８９年出版的《安 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３千３百萬人，結果死於饑 餓２３７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５千１百人餓死（該書 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９萬人）， 孤兒達３千３百零4個（多數在１０歲以下）。”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 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 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２萬８千零２６人，其中４４１ 人被酷刑致死，３８３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２千余人中，有 ３８２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 ＺｈａｏＣｈｕａｎｊｕ）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３０個農 民。”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１９６１年２月 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１９９４年３月 號）﹕該縣餓死６萬零２百４５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 ８千４百零４戶全家餓死，出現６０３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 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１千２百萬人口，最 低估計有６９萬６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 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１２０萬。曾陪同汪鋒到甘 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ＱｉａｎＹｉｎｇ）自傳中的數字是﹕ 甘肅餓死了１３０萬人。”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他資料顯示，甘肅 有３００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１千６百萬人口，約有１００萬 人死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 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 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１９５７年底四川有人口 ７千２百１６萬，到１９６４年中期，下降到６千９百零１萬，下降 比例為０·９１%。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ＰｅｎｇＺｉＺｈｅ） 的估算，四川餓死了９００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１００萬。” 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７００到９００萬之 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７８０萬）、安徽（餓死２３０萬）、 甘肅（餓死１３０萬）、貴州（餓死１００萬）、四川（餓死９００萬） 的統計估算，就有２千１百４０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Ｆａｒｇｕｈａｒ﹐ 中國譯為麥克法夸爾）的專著《文革史之３﹕１９６１到１９６６年 的大災難》（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ｃｌｙｓｍ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中的數字﹕“１９５８到 １９６１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 超過３千萬人被餓死。”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 字﹕“１９５８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 期，據估計造成了２千萬到４千３百萬人死亡。”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１９９２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 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Ｍａｏ　ａｎｄ　Ｄｅｎｇ）。 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 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６０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 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３ 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 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４千３百萬到４千６百萬之間。” 據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１９９３年４、５月合刊 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中的數字﹕“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 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４千零４０萬至４千３百１９萬之 間。” 金輝提出的４千３百１９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 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 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 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１９６６至１９８０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３００ 萬幹部被定錯，３０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 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 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道中引述的數字﹕中共總書記胡 耀邦說文革死了１００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１９８７ 年１０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 伯達煽動講話後的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８ 萬４千人被批鬥，其中２千９百５３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 有４００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６萬７千５百多人被打死。在 北京大興縣，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１２５人被拖到 街上批鬥，２２戶全家被打死，３００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 告中的數字﹕“１９８４年５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 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４２０萬余人被關押審查；１７２ 萬９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１３萬５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 鬥中死亡２３萬７千余人，７０３萬余人傷殘；７萬１千２百余個家庭整 個被毀。”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２１０萬人 到陳漢生估算的４００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１９８９年及之後）﹕ “六四”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 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 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４００到８００之間，幾千人受傷。紀 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４００人估算，也超過整個１９世紀中國 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３千 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１９９６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Ｇｌｏｂ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ｌ） 記者黃明珍（Ｊａｎ　Ｗｏｎｇ）的回憶錄《神州怨》（Ｒ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Ｂｌｕｅｓ）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６月８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 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１００具尸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 每個能裝４具尸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８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 做證的前《時代》周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Ｄａｖｉｄ　Ａｉｋｍａｎ） 說﹕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 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３２３人死亡。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Ｔｒｉｂｕｎｅ）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 有３千７百人死亡。” １９９８年６月４日莫斯科出版的周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 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１９８９ 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 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３千多人。” １９９９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 者名單”有１５５名，還有６５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 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１９９９年６月出版）。 “六四”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每年像以往一樣，中共都處 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過去幾年每年都超過全球其他國家處決的人數 總和—— “１９９５年，中國處決的人數達２千１百９０人。當年全球１８７個國 家共有２千９百人被處死，其中７６％在中國。”（“國際大赦”組織的 報告） “１９９６年，根據中國官方報紙的報導，有４千３百６７人被判處死刑 （平均每天約有一打）。 全世界每年處死的人數加起來也不如中國一年處死的多。”（《紐約時報》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９日的報導） “１９９８年，中國處決了１千８百余人，其中包括政治犯。這個數字比 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處決的總人數還要多。”（“國際大赦”組織的報告） “２０００年，中國處決了１千多人，比全世界其他全部國家處決的人數 總和還多。僅今年（迄今為止），中國已處決了１千多人，僅４月的前三 個星期，即處決了８０１人；在４月２０日一天內，處決了１１３人。” （加拿大《環球郵報》專欄作家馬克士吉於今年６月１５日發表在該報的 文章） 雖然六四事件之後這十多年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處決，或被迫害致死，沒有 總的數字，但僅從上述的處決人數，就可以略見一斑，這還不包括很難統 計的近年來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成員和異議人士等的數字。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字更 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們（蒙古人，曾參 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 “內人黨”冤案》一書引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 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等冤案， 有３４萬６千多人遭迫害，１萬６千２百２２人被迫害致死。”該書舉例 說，“１９６９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２千９百６１人，被打成內人黨的就 有９２６人，佔懂事人的７１％，被活活打死的有４０９人，嚴重傷殘 ２７０人。”（該書１９９５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Ｔｓｅｎｇｅｌｔ　Ｇｏｎｃｈｉｎｇ ｓｕｒｅｎ）１９９９年撰寫的長達２０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 大屠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Ａｇａｉｎｔ　 Ｍｏｎｇｏｌｓ）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Ｗａｔｃｈ）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５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字 比上述中共官方數字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 有１５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１９５９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 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周刊》記者艾夫唐（Ｊｏｈｎ　Ｆ　 Ａｖｅｄｏｎ）１９８４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 （Ｉｎ　Ｅｘｉ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ｎｏｗｓ） 引用藏人游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 本教材》中的數字﹕“１９５９年３月到１０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 亂份子８萬７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３月出版了該書中文 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１９５９年西藏 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１５％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８００到１千人 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 的“西藏自治區”，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 口約３４０萬。班禪喇嘛所說的１５％，就等於有５１萬人被逮捕，其中 ２５萬人死於獄中。 １９５９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６０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 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 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４００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１００人倖存，其 余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４０－９０％。” “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５０％的人被餓死。在有 １００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４０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 人，每５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扎奇（Ｄｒａｐｃｈｉ） 監獄，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到１９６１年６月之間，１萬７千名被關押的藏 人，有１萬４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 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７萬余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 監獄酒鎮（譯音Ｊｉｕｚｈｅｎ）關押的７０６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 青海省會西寧北部１０個小時車路的Ｖｅｂｏｕ勞改營，關押的３萬多藏 人，其中１萬４千人餓死。”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 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４年，西藏人口從２７８ 萬，下降到２５０萬，下降率達１０％。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１４０萬 增加到１９７萬（盡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 １９５８年高峰期應為３４０萬。但１９６４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 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２５０萬。這中間有９０萬人“失蹤”。去掉 １９５９年隨著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１０萬藏人，那麼也有８０萬人 “消失”。１９６１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 當時有“３００萬”。即使按３００萬計算，也有５０萬人“失蹤”，等 於每６個西藏人中就有１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９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１９５０ 至１９８０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１２０萬，佔全部西藏 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３４萬人死於饑餓，８６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１９６１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 “東土民族中心”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Ａｂｄｕｌｈｅｋｉｍ）１９９９ 年５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 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６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 爬著的狀態死的。”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 呼喊“要糧食”時，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 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尸體。隨後約有１５到２０ 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涌進蘇聯境內。 １９９７年２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組織１９９９年４月發 佈的“新疆人權報告”﹕當時有３到５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 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醫 生說，“其中有４人凍死，２００多人凍傷。”該報告說，“從１９９７ 年１月至今，在新疆有２１０人被判死刑，其中１９０人被槍決。這些被 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 的２００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據旅居德國慕尼黑的維族學者安瓦爾於１９９９年在澳門召開的“一國兩 制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自１９９０年以來，被中共處決以及迫害死 於獄中的維族人等有７００多人，被中共關押、收審的人數達５６萬人次。”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８千萬﹕ 在中共建政這５０多年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 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１９９１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１９００ 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Ｃｈｉｎａ‘ｓ　Ｂｌｏｏｄｙ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Ｍｕｒｄｅｒ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００）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４千５百萬人因異常原 因死亡，其中２千７百萬人死於“饑荒”，１千８百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 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１９４９ 年至１９９２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 數約５千萬。”（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 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Ｒｅｍａｒｑｕ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主任朱迪特（Ｔｏｎｙ　Ｊｕｄｉｔ）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２日在《紐約時 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Ｒｏａｄ Ｔｏ　Ｈｅｌｌ）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６千５百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 “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４千４百５０萬到７千２百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道“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 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８千萬或更多。” 歷史將審判中共﹕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 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 在一起。８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相當於近４個台灣，１１個香港的 人口；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２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 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 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 （在過去５０年裡）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 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 和衡量的。（海生按﹕中共今年的天災頻繁﹐正在中共發展中國人獸性部份 的直接後果之一。）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 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 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於８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載香港《爭鳴》７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摘自【大紀元】新聞網 公元２００１年七月四日 .